冰塊葬禮

晚上，肖恩给我传简讯，他叫我陪他去西村喝酒，他说要喝到酒精中毒，喝到能从嘴巴里把胆汁和灵魂一起吐出来为止，我在微波炉热冷冻披萨，在冰箱里找剩下最后一勺还没过期的酸奶，没有听到手机的声音。于是他给我打电话，挂断，然后又打电话，我不得不从沙发缝里捞出那个不断震动，像是在我的脑子里的子宫之中颤抖的金属块，它在我的手中发抖，同我一般发抖，我双手沾满了番茄和油，我不得不用我的肩膀和耳朵夹住它，用怜爱婴儿的方式温柔地安抚它，直到它发出一个成年男子的声音。肖恩和我说：“听好了，你得来陪我喝酒。”我坐下，感觉咬牙切齿，我想大吼，又想尖叫，我想把手机扔进垃圾桶或者砸到墙上，摔烂所有能够显示时间的事物，可是最后我只是和肖恩说：我不能去西村陪你喝鸡尾酒，我不在西村，我也不想喝酒。可是他只是和一个发不出声音的幽灵说话，让我变成一个可怜的哑巴，他命令我：你坐巴士来，你坐M8到盖瑞特来，我在吧台边上等你，你必须得来，最好能在半个小时里赶来。他挂掉了电话，我看着盘子里孤零零的冷冻披萨躺在温暖的黄色光线里，我的电脑敞开在窗边，楼下偶尔传来青少年的吵闹声，隔着两层玻璃变得模糊，玻璃被一块霓虹招牌染透，变得泛红，楼下的井盖上冒出一缕缕白色的烟雾。我的房间里温度舒适，让人昏昏沉沉，一盏昏黄的落地灯站在沙发边温柔地拥抱着毛毯，旁边摆着我从宜家买来的毛绒玩偶。可是我只能穿上外套，把钥匙塞进口袋里愤怒地撞进纽约的深夜微微泛冷的空气里。公交车站边上只有我和一个沉睡的流浪汉，他躺在一个关门的饭店的台阶上，旁边堆满了破旧的布和杂物，空气里仍然有无法被抹去的大麻味和快餐店的油的气味，即便风怎么卷也没办法消失。我坐上公车，这上面只有我一人，我被载着穿过整个东九街，路过杰弗逊市场公园、接着是石墙公园，低矮的公寓楼和冷清的人行道，我在街道昏暗的灯光下试图看清楚墙壁上的涂鸦，直到我看见酒吧的颜色刺破了我的眼睛，车灯和街道，融化到另外一个招牌里，我按了按钮，跳下车去。

酒吧在一家五兄弟快餐店的楼上，我必须穿过整家到明亮泛白的店面达楼梯井，我摸出自己的驾照，但是我还没来得及走到那边，我就感觉到了饥饿已经不仅仅是在我的胃里了，我在手指、喉咙和肩膀上都感觉到了这种几乎要让我进食我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买了个培根芝士汉堡和一小份薯条。我决定让肖恩等我，这是他活该，我试图要把食物不咀嚼地塞进我的身体里，于是我吞咽了那些油腻的、温暖的、花费了我十美元的大餐，等待它们填满我的想法和欲望——我看见肖恩从楼上下来了，他看着我，坐在我的对面，沉默地凝视着我，可是我没有停下来吃东西。婊子，他对我说，你迟到了。肖恩的语言粗鄙而又恶俗，他总是这么说话，他并没有中伤我，从我还是胚胎、蹒跚爬行、尝试吐出单词的时候肖恩就是我们整条街区最没有礼貌的孩子，他住在我家的对面，总是不和任何荡秋千、溜滑梯或者追逐打闹的孩童玩耍，他坐在院墙上看着面前的草地上的人。他真讨厌，他最初说我蠢笨，后来又说我是书呆子，现在叫我婊子，我不介意，他高中都没毕业就辍学去搞乐队了——我实在没有和他生气的理由，他只是长不大的叛逆小孩。“你找我什么事？”我含糊地问他，也不想抬头看他地样子，我不用看就知道他是什么模样。染黑的头发，深色的外套和手臂上戴满了的手环，紧身牛仔裤和帆布鞋。他沉默地等着我吃完，我抬起头却看见他只是穿了件乐队卫衣，一条舒适宽松的牛仔裤，他把头发剪短了，眼睛下的黑眼圈变得比以往还沉重，他像是正在逐渐干瘪、魂魄变成碎片从鼻孔、耳朵和嘴巴里流出来，接下来就会吐血而亡的重症患者。我惊诧地看向他看起来破碎的肉体和从头盖骨里露出的悲伤，站起身来丢掉了汉堡包包装纸。“你看起来快死了，肖恩。”我说，他没理我，我们重新去查了证件。在楼下工作的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热情而又温和，虽然我穿得像是从被子里爬出来的，肖恩看起来像个行尸走肉，他依然和我说我的衣服不错，邀请我们到楼上去。酒吧里音乐不是很响，但是声音嘈杂，像是个大学生酒吧，调酒师忙碌到几乎没有空攀谈了，不断地工作、调酒。我猜到肖恩为什么要和我在酒吧见面，他现在很脆弱，这种时候他邀请我出来的地方，大多是酒吧、忙碌的参观和周日的联合广场一般的地方。我们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被忽视了许久，终于点了杯叫做甜杜松子酒音乐的鸡尾酒，我凝视着酒保摇晃着雪克杯，等待肖恩开口。他突然问我记不记得一个他国高离家出走时候认识的人，亚当姆斯坎贝尔。

是的、当然、我当然记得，我怎么会忘记这样的人物。亚当姆斯，我其实记不清这个人的脸部特征，但是他给我留下来的印象太深。那个时候他带我们去地下演出现场，给我们这些未成年买啤酒喝，他喜欢听硬核朋克和八九十年代的摇滚，总是穿得像个嬉皮士或者垮掉派，说起话来又温柔且听起来聪明。他大学在纽约州立大学学新闻，结果他教授说他不适合写纪实文学，或许是因为他的情绪太过丰富，无法面对生肉般讲述人类，他得将一个个体得心和肺都掏出来，捧在手上，从颜色到气味讲述给每一个被迫观看的观众。肖恩住在亚当租的公寓，我想他们可能在谈恋爱，或者上床，肖恩不再怎么回到这个街区，在院子里看小孩，这个高中生被亚当的天生忧郁诗人的气质所吸引，并试图逃离这个长满缠绕他躯壳的藤蔓的家。我偶尔去找他们，听亚当说话，亚当那个时候总是会说出一些对于我们这些青少年几乎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语言，他对于政治、社会、音乐和文学都有深刻的理解和看法，他和我们聊新批评、符号学和解构主义，聊荣格和害怕被阉割，我们谁都不会回复这些高深的语言和词汇，只能看着这个批评家面面相觑。直到后来我上了学，也考了英语专业，才意识到他们没有那么难以说出口，这些词语无法构成思想，只是成为一堵墙，让他们窥视我们，让文学家于高处凝望我们，抛弃又拾回我们——不过我们都只是未成年小孩，没办法逃出一张证件去便利店要一盒万宝路硬红的可怜小孩。一个下午肖恩跟我说亚当走了，哪里都不在，也不接自己的电话，亚当给他留了张支票，但是肖恩不缺钱。那个晚上，肖恩在背着书包，穿着破旧的皮外衣，拎着吉他回到了这条街上，他站在大门口与父母道歉，低着头走进房间里，我躲在猫眼看，不断抓挠自己的皮肤。肖恩在里面哭了一晚上，我爬窗户去找他，他把我赶了出去。我坐在房间里看着对面的房子，看见他的影子在窗帘后面晃动，我又看见自己在空气中变得模糊，透明，最终那些透明的东西又钻进我的身体里。

那天之后我们不再提起亚当，这个拥有和最初的人类相似的名字的文学家。我后来才得知亚当接了工作，去中东一个国家报道前线新闻或是写一些东西了，我总觉得就差一点我们也会把他的骨灰一般洒在长岛一半洒在泰晤士河、或者是哈德逊海峡。肖恩对于这个名字之口不提，但是我依然听说了亚当的动静，他去了很多地方：台湾、香港、曼谷，他从亚洲到非洲、短暂地回到纽约、去皇后区、去往欧洲的南部、去雪山上参加滑雪俱乐部。我听说给杂志社供稿，我没有去刻意了解过，但我买到了他的诗集，坐在书架上，白色的书封直立，上面清晰地写了这个名字：亚当姆斯，卡特，坎贝尔。真是见鬼了。我坐在房间里读这些短句子，它们不像是诗歌，像是番茄酱和泉水，我读它类如同读瓦尔登湖，梭罗讲述农场同果园，他讲太阳。亚当的诗歌很多，大多数很短，我想他是喜欢布劳提根的，但是他不写鳟鱼，他讲蒙古和西藏、草和雪山、干枯的土地和流沙，写死亡和新生，如同高更所绘画的平面的、赤裸却又鲜艳的人——我却只能写下“下水道”这样的字眼，我无法写诗。我没有和肖恩谈起亚当，因为肖恩也是个忙碌的，他自从开始组朋克乐队，逐渐有了名气，粉丝多了就不再是个热场的纽约小孩，现在他一年总有一半的时间在巡演车中睡窄格子上下铺。

“你为什么提起这个人？”我问。

“我见到他了，在演出后台，我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他妈的，我本来打算回巡演车睡觉了，结果他不知道从哪个该死的角落跑出来和我打招呼，他妈的，他走了那么久为什么要出现。”肖恩把我的酒都喝了，我决定让肖恩结账。我没有回答他，我想不到答案，我听到许多个声音，盖过我脑海里的声音，杂乱的，不安的，我分辨不出想法和谈论，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声响，不同的音色，仿佛没有性别或者身份，形成了一个模糊的外形劝解我不要说话。我坐在那里，又点了杯酒，听肖恩恐惧地向我诉苦，但我几乎听不去几个字，我只能意识到他地语言里几乎全是脏话以及生殖器，我所想人类对于排泄物或者繁殖有着先天的嫌恶，可是大多的我们都出生于性，我们几乎都是洗衣工、农妇或者伤心的妇人的女儿。我回头看到许多嘴唇，它们开合，看到人的眼珠在眼眶里不断地滚动，像是一颗专注的星球，我又回头看向肖恩。他悲伤地，身体卷曲又疲惫地坐在没有椅背的高椅上，双手捏着酒杯，手肘撑在浅色的吧台上。我们身前是酒架，上面摆满彩色的、我第二次看才意识到是大多橙黄色的、酒瓶和液体，下面堆叠着无数个干净玻璃杯，黑色的墙壁上镶嵌着两条白色的灯带，静静照亮这些酒液，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吧台前的顾客。肖恩身旁是一幅大红色的画作，四周的画框是棕色木纹画框，上面有些黄色的，形象不定的几何形状和趴伏在蓝色的凸起如同山头的物体上的面目狰狞有着类似人类的肩胛骨和手臂的生物。他弓着身子回过头看向这幅画，旁边的弧形的壁灯照亮他的一半的脸。我等待他感叹，发表某些总结性、有代表性的语言来终结我们闹剧似的会面。他回过头看我，然后对我说：“你学了英文专业之后也变了。”为什么？他要这么说，我每天都会在卫生间抬起头来看我，我除了偶尔看到脸上有一颗红色的痘或者因为熬夜面色变黄之外看不出自己这些年的区别，我没有变瘦、也没有变胖，我几乎没有长高，于是我成为了高中同学中最好辨认出的那个，所有人都说你几乎没有变，你几乎一点都没有变。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说，破坏我这个已经被他弄得够糟糕的晚上？我只是和他说：快凌晨两点了，要关门了，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去。他也就任我扶他下楼梯，沿着依然没有死亡或者睡着，藏在玻璃后热闹的布里克街走，我让他吹吹风清醒。

“你不应该喜欢诗人、文学家、哲学家或者任何类似这样的人。”我告诉他，他终于抬起那颗被地心引力快要吸到水泥路和地砖上的脑袋，他盯着我，接下来把脑袋靠在一棵树上，他妈的，为什么是树上开始嚎啕大哭。我束手无措，想要把他与树皮的亲密接触中断，但是我太矮了，比他矮了快7英寸。我几乎要开始抓我的脸和他的手臂，掐死他放声呼号尖叫了，可是肖恩依然在哭，他哭得停不下来，我可能也喝醉了，我崩溃地坐在身后的台阶上直直躺下去，我双手张开，听到自己的钥匙的碰撞声，它们和铁栏杆互相抚摸，哐当作响，我看见远处的警局的光线亮着，几辆汽车从我们身边呼啸离去。肖恩停下了动作，在我边上站着，双手塞在口袋里，我和他说：我要死了，我真的要死了，他妈的，我要死了。他思考了片刻，声音沙哑艰难地开口回答：你能不能不要。

我送他回了公寓，确认他在床上躺下闭眼就昏睡过去后，我下楼穿过哈德逊街，在街口等晚点地穿城巴士，有人过来找我讨钱，我在口袋里翻找了半分钟才找到一张皱巴巴的十美元，我给了他，那人感谢地向我说了三四声上帝保佑你，我真不觉得上帝存在，我心想，点了点头看着这个在寒风中衣衫褴褛的男子蜷缩着离开，转进了个公园，身影就消失了。我在昏暗的白色光线下始终看不清任何人的人脸，即便是几个大笑地光鲜在录制短视频的大学生我也看不清，我试图看到所有人的样子——真是不应该与任何一个艺术家爱或者做，我心想，他们想了太多，试图看见了太多，试图听到了太多，所以他们总不会挂念太多的，他们的感情要用到许多微小的砖头和云朵上，即便是一只虫、鸽子和它们掉下了某片羽毛往哪个方向滚去。我想起但丁的妻子，没有人听说过但丁的妻子，她的六个孩子只活下来了四个。我想起他被放逐，把自己深爱的、25岁逝去的贝娅特里奇小心翼翼捧在文字的手掌里，轻轻放置她的身躯，在天堂最顶端仁慈的存在在意大利语中。

我在等待公交的十分钟里回忆了很多，莫奈、肺结核、笛卡尔、形而上学和艾滋，我再看不清楚树叶的模样，看不清车灯和黄色的拍照上的字母，我想得太多，竟然也忍不住流了三两滴眼泪。我决定把这个晚上全部如实写下，在云中变得边缘不清的月亮和深夜笼罩我，我登上了公车，这次我随他穿过十四街，我看向夜间的联合广场阴黑的模样，我能永久嗅到它散发着的大麻和骚味，混杂着普通的香烟和农贸市场的菜的味道，我想这两侧有蓝色的白日梦，四层楼高的书店、化妆品店、诺德斯特龙、百思买和所有昂贵的食物、家具、买手店，在林荫下却睡着无数穷人同艺术家，带来吉他，被鸽子掩盖，在街头的台阶上滑滑板的青年孩童一群群，主人和狗穿过树荫，孩童在游乐场中摇晃，我也无数次在这里吸烟，听歌，吃午饭。我看不见联合广场了，我感觉整个夜晚也随之变蓝，肖恩和我发短信说抱歉。我让他回去睡觉，他说他吐了。我要他venmo我五十美元，他没回复我。我想和人说：我宁愿当诗人的女儿，也不愿做诗人的妻子，因为我无法永恒，我无法被死亡拥吻，我看向一切就像他们看向一切，我却不吸食语言和短句子，我会让他们恐惧我的注视，赦免我，我是说，赦免我，我会让这样的亲密变得有罪。我不会爱上诗人。可惜肖恩会，因为他没有被爱过。